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-利来老牌

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，有一位被称为党内“五老”之一的董必武。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，经历了从最初选择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到选择共产主义、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变化，最终找到了解救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。

董必武（1886—1975），湖北黄安（今红安）人。1905年10月，董必武进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。这个学校当时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，宋教仁、田桐、查光佛等都是该校学生。董必武与他们来往密切，虽未加入秘密的革命团体，却赞成他们的主张，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。董必武经常去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——日知会，思考研究当时纷纭的革命主张。恰在此时，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，明确提出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。不久，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在日本创刊，以孙中山、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，在《民报》上展开激烈的论战。董必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，认为康、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的地方，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；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，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，而且要还政于民，建立民主共和国，这是适乎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。于是他毅然接受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。正在黄州中学教书的董必武兴高采烈地赶赴武昌，参加了武昌革命军政府，后又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。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颁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董必武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，认为自此中国大有希望。但时过不久，他发现革命烈士用鲜血夺得的政权，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。董必武和武昌军政府中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，受到打击排挤。清王朝的垮台，并未带来民族的振兴，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，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董必武不禁对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大失所望。他认为革命需要有新的目标，要培养懂得革命的新人才，要组织新的革命队伍。但这些如何实现？他还无法回答，于是决定到国外去学习新知识，寻求新的革命道路。

1914年1月，董必武东渡日本，在东京“私立日本大学”攻读法律。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，但仅有数百人，董必武毅然加入其中。他与孙中山见面，认同其继续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。1915年6月，董必武曾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，遭逮捕入狱，袁世凯死后才得以出狱。他回到日本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，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认真思索。1917年夏，董必武毕业回国，又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，可惜运动亦未成功。

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董必武极大影响，新的思想已开始在他头脑中激荡。1919年春，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李汉俊，受其影响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。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，给董必武的思想以新的推动。他思考着几年来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，逐渐认识到旧的革命路子已经走不通了，中国要真正实现自由解放，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。董必武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。

1920年夏，董必武通过李汉俊获悉上海已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，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。1921年7月，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，在讨论关于对待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时，他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称为“一丘之貉”的说法，认为他们之间有原则的不同，应区别对待，这获得到会多数同志的同意。大会在讨论了中国政治形势和党的基本任务后，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计划的决议，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。从此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、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等职。他对上海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1956年的大年初一，董必武重访了上海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纪念馆。当时，尽管他已七十岁高龄，但仍对革命文物的复原和保护作了细致的指示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董老题词留念。几天后，他派人送来两幅题词，其中一幅就是：“作始也简，将毕也钜。”这是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中的一句话，原文为“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钜”。意思是事情开头总是简单和容易的，发展到后来，就会越来越复杂和困难。董老借用此言，是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，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。这句话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期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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